这是《论语》首篇《学而》的第一章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，特别展示了此章中的
《论语》各篇在排序上似乎并没有深味可寻，但古人重始。孔子留下的语录那么多，为什么选这一条作为全书的开始，这却不能说是没有用意的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谈到《学而》篇时，曾指出：“此为书之首篇，故所记多务本之意，乃入道之门、积德之基、学者之先务也。”朱熹说的是《论语》首篇，不是首章。这一章之所以被编撰《论语》的孔门弟子作为全书的首章，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孔子一生的理想与成就、遭际与境界，适合作为理解全书的枢纽。
“学而时习之”之“说”并非是单纯强调温故之乐。孔子之前，“学”是“官学”，为官府所垄断、世袭，“官”以外几乎无学。到孔子时，礼崩乐坏，学在四夷，孔子亦始办私学。虽说由此造成学术下移民间，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并没有断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引程子曰：“学者，将以行之也。时习之，则所学者在我，故说。”这个分析包含两层意思：一是说，“学”是为了学以致用，“行之”用孔门的话说，也就是“学干禄”，或者说“学而优则仕”；一是说，通过不断温故知新，已经“学者在我”，掌握天道人文之理，学有所成，所以“说”，值得高兴。
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“有朋”古本或作“友朋”。这里的“友朋”，并不是指今日意义上的朋友而言。在孔子那个时代，“士”作为底层贵族有招募“朋友”作为自己从属来辅佐自己从政的礼度。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，晋国师旷尝谓：“天子有公，诸侯有卿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朋友，……皆有亲昵，以相辅佐也。善则赏之，过则匡之，患则救之，失则革之。自王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，以补察其政。”《左传》桓公二年，晋大夫师服谈到周代的贵族制度，曾说：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隶子弟”。两相对照，一般认为师旷所谓“士有朋友”就是师服所说的“士有隶子弟”。这些“子弟”和“士”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但他们归附在“士”的周围辅佐“士”，被“士”待如父兄子弟，帮助“士”“补察其政”。
就孔子来说，孔子的身份基本上属于贵族中的“士”。据《孔子家语・本姓解》及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所言，孔子之先，本为宋之世卿，后流亡入鲁，且最迟至孔防叔之时其爵已沦落为“士”。所以《本姓解》载颜氏之言，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有“虽父祖为士，然其先圣王之裔”云云。《论语・子罕篇》载孔子亦有“吾少也贱”之叹。《孔子世家》虽说孔子中年仕鲁而官至大司寇，《论语・宪问篇》又说他晚年返鲁位“从大夫”之后，然而就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说，其实际爵位依然是属于“士”这一阶层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《礼记・王制》云：“大夫废其事，终身不仕，死以士礼葬。”孔颖达疏引《论语》郑玄注曰：“大夫退死，葬以士礼；致仕，以大夫礼葬。”也就是说，大夫居其位则为大夫，年老致仕亦爵如大夫；退避则不然，退避则爵降为士。故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・子罕篇》云：“夫子仕鲁为司寇，是大夫也。及去鲁，以微罪行，宜降用士礼。”（《论语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P142）《孔子世家》中，太史公说“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”，曰孔子为布衣者，盖即以此也。
就孔子的学生来说，他们既经常被孔子称为“朋友”，也经常被孔子待为“子弟”。《尚书大传》卷二载：
文王胥附、奔辏、先后、御辱谓之四邻，以免乎牖里之害。懿子曰：“夫子亦有四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文王得四臣，吾亦得四友。自吾得回也，门人加亲，是非胥附邪？自吾得赐也，远方之士至，是非奔辏邪？自吾得师也，前有辉，后有光，是非先后邪？自吾得由也，恶言不至于门，是非御侮邪？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，丘亦有四友以御侮。”（伏生：《尚书大传》，嘉庆庚申爱日草庐藏本，卷二，P4下）
《尚书大传》所记孔子之事，又见于《孔丛子・论书》而文字略有不同。在这一记载中，孔子不但将四个弟子颜回、子贡、子张与子路称作他的“四友”，而且将四人比作辅佐周文王的“四邻”，由此可见孔子与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主从关系，并非只是普通的师生而已。孔子应当就是被辅佐的“士”，而他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被看作是他的“朋友”。他们前来依附他并辅佐他。按照师旷所言，“朋友”对于“士”的辅佐具体表现为“善则赏之，过则匡之，患则救之，失则革之”，而孔子的许多学生事实上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辅佐孔子的。如《论语・阳货篇》载，公山弗扰以费叛鲁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而为子路所阻；佛?以中牟抗赵简子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而又为子路所阻，即所谓“过则匡之”。又据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，孔子罹难于蒲，其弟子公良孺奋死与蒲人斗，即所谓“患则救之”。这样的事例还很多，足以说明孔子与其部分学生的关系符合师旷对“士有朋友”涵义的阐述。同时也说明，“士有朋友”之“朋友”并非今日一般涵义上的朋友，而是对“士”具有辅佐义务的仆从，亦即当时人所谓之“隶子弟”。孔子不但将其部分学生称作“朋友”，而且也常待之以宗族子弟之礼。《礼记・檀弓上》载：“孔子之丧，门人疑所服。子贡曰：‘昔者夫子之丧颜渊，若丧子而无服，丧子路亦然。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。’”由此可见，子路、颜渊这两个“朋友”，还被孔子在丧服上待若宗族子弟。再者，就《论语》一书来看，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，孔子经常称他的学生为“弟子”。如《雍也篇》载哀公问“弟子孰为好学”，孔子对以颜渊。《先进篇》载季康子问“弟子孰为好学”，孔子又对以颜渊。孔子为什么称其学生为“弟子”呢？以当时礼法来看，孔子与其学生实属“士”与其“隶子弟”之关系。
孔子与其门人这一层关系及其内涵，后人多不甚了了。程子曾将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理解为：“以善及人，而信从者众，故可乐。”程子不了解“朋友”的古义，不知道孔子的这些弟子、朋友对孔子有“善则赏之，过则匡之，患则救之，失则革之”的责任，以为孔子之所“乐”在于“信从者众”。“信从者众”固然是可“乐”的，但对于孔子来说，更值得高兴的恐怕更在于这些弟子可以帮助他匡救过失，切磋道义。我们来看载诸《论语》的夫子之言：
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孔子退，揖巫马期而进之，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巫马期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（《述而》）
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（《先进》）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（《季氏》）
据这些记载，孔子显然是一个要求朋友能够对其过失直言规谏并以此为乐的人。又如《论语・八佾》载：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
孔子对子夏能够“起予”是多么的开心和愉悦。这不正是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的一个具体表现吗？联系上一“说”，此一“乐”应是说孔子习知天道人文之后，得到很多人的拥护，愿意与他一起去如切如磋，共同致力于弘扬天道，所以值得一乐。
“人不知而不愠”，汉魏旧注以为“凡人有所不知，君子不怒”。这个说法没有对“人不知”作具体解释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说：“‘人不知’者，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。”这个解释比较流行，有商榷的地方。因为孔子周游列国不得重用，并不是各国君卿认为他学未成，情况恰恰是相反的。据司马迁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，孔子在齐不得任用，是因为晏婴认为孔子之学不适合齐国国情。其后孔子归国，以大司寇摄相事，国家大治，齐人闻而惧，曰“孔子为政必霸”，可见齐人也认为孔子是学有所成。再如《史记》载：
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：“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“且楚之祖封于周，号为子男五十里。今孔丘述三五之法，明周召之业，王若用之，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？夫文王在丰，武王在镐，百里之君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。”昭王乃止。
这一记载最足证明孔子不得仕，并非人不知其有学，而恰在于人知其有学，而且又知其能得众，有众贤弟子相佐。
《荀子・法行》载：
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门何其杂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正身以俟，欲来者不距，欲去者不止。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，?栝之侧多枉木，是以杂也。”
《论语・述而》载，子曰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《论语・卫灵公》载，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可见孔子招收门徒弟子，是不拘一格，来者不拒的。这种态度在今日看来是好的，但在当时，从《荀子》的记载来看，孔子却不太被人理解。联系上一句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“人不知而不愠”的“不知”也许更可能是指孔子所招弟子门人品类过于驳杂，故而不为时人所理解。孔子的这一做法虽不受时人理解，但是对于那些出身卑贱、受人歧视而却得到孔子不倦教诲的弟子们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老师的这一思想更值得珍爱、更值得感激的呢？出于这种切身的感受，在书的首章首列夫子坚持教无类、为此遭人误解也无所怨的言论，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？更何况，在孔子这一夫子自道中，既显示了孔子学优得众的人生成就，也表现了孔子不被世俗理解犹能坚持真理、积极用世的高贵品格，因而将其置于全书之首用来引领人们去阅读《论语》，体会夫子之美，难道不是再合适不过的吗？！
 |
